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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修女:奇迹的故事

作者:不详 时间:2012-2-24 9:58:32 点击:22893

特蕾莎修女:奇迹的故事

(人类善良、怜悯和仁慈的完美化身,

全球所有青少年成长的精神粮食)

作者:奥]里昂马斯堡 著  郭 菲 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

 

编辑推荐

爱与怜悯之书!

感动全球50亿人的励志畅销书登陆中国!

打破沉默,特蕾莎修女的随身牧师

35年以来首次讲述

跟随当代圣人灵修的心路历程

让你离世上最伟大的爱更近一步

 

精彩

2009年10月4日诺贝尔基金会评选出诺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3位获奖者,他们是:1921年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1964年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1979年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人类善良、怜悯和仁慈的完美化身。

多年以来,特蕾莎修女的故事是每一个青少年成长的精神粮食,目前坊间在售的同类书甚多,其中多种再版。但本书更加可贵,是唯一一本由离修女本人最近的知情者、追随修女多年的随身牧师撰写的灵修亲历记,甫一上市就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5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内容简介

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Mutter Teresa)一生充满传奇。这位来自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裔女孩,18岁时进了爱尔兰罗雷托修会,然后去印度宣教,后来,成为一位举世闻名的“穷人的天使”。她一生的善行,不仅受到基督徒,也受到穆斯林、印度教徒及无信仰者的敬仰及爱戴,是人类善良、怜悯和仁慈的完美化身。

本书以十四篇修女鲜为人知的、感人却又趣味横生的真实故事,为读者勾画出一幅修女最真实和完整的精神肖像:如何以一分钱开办一所孤儿院、如何将一幅圣母画像偷运进莫斯科、在列宁画像下面打盹,又如何与一名西班牙火车商讨价还价。这些故事一方面让人们在小事中看见神奇,同时也见到这位加尔各答天使质扑、博爱,同时机敏过人的凡人的一面。

 

作者简介

作者里昂马斯堡(Leo Maasburg)曾在奥地利及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及神学,后又在意大利罗马研读宣教学。1982年,他被特蕾莎修女“发现”,成为修女的随身牧师。以后多年中,他一直伴随在这位印度“穷人天使”身边,无数次往返于印度、罗马、莫斯科及纽约间。马斯伯格既是神父,又是修女的精神同伴,数次受特蕾莎修女之命,当修女的特使,处理棘手的传道使命,如前往前苏联或古巴。在漫长的灵修之旅中,他亲眼目睹特蕾莎修女无数次的“神迹”,深刻感受她对穷苦人慈悲济世的博大情怀及对主的无限的爱。特蕾莎修女辞世后,作者成为申请教廷册封修女封圣的筹备组成员之一。2005年起,他晋升为教廷驻奥地利代表团团长

关于他的更多行迹,请关注网站www.missio.at

序言 她究竟想要什么?

第一章 二见生情

第二章 在梵蒂冈

第三章 怎样请圣徒

第四章 特蕾莎修女的第二次委任

第五章 穷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第六章 特蕾莎修女的生意

第七章 告诉他们耶稣的故事

第八章 小事显大爱

第九章 与穷人中的穷人在一起

第十章 在全世界祈祷

第十一章 可以令人卸下心防的魅力

第十二章 怎样抓住公牛的角

第十三章 灵魂的贫穷

第十四章 险恶的国度

第十五章 苏联的圣诞节

第十六章 在亚美尼亚的冒险

第十七章 与朝圣者、妓女和政治家在一起

第十八章 与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在一起

第十九章 沉默者的声音

第二十章 这是上帝的事业

第二十一章 痛苦与死亡

第二十二章 圣洁的高峰

第二十三章 特蕾莎修女永生

作者的致谢词

 

精彩书摘

第一

再见生情

她有着令人着迷的平凡以及不同寻常的生活和功绩,使得今天人们还可以处处感受到她所带来的影响。特蕾莎修女一方面逾越了所有令人熟悉的规则,另一方面又流露出自然、真实的“平凡”——惟其如此,她才富有这般魅力。在我同她一起度过的时光里,我仔细观察她,学习她,钦佩她。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我想起了我的祖母。

特蕾莎修女脸上皱纹密布,流露出岁月的痕迹。她对自己严厉苛刻,但对别人友好、宽容,非常有耐心。她有着同大多数老人一样紧绷的薄嘴唇,在有些情况下她也会往前移动嘴唇,就像撅嘴一样;同时稍稍把头倾向一边,略带怀疑,但一直是全神贯注地去聆听访客们的倾述。

当我们又能看到她撅嘴,是另外一些时候,那时她左右晃动脑袋,活像一个正品尝着新酿葡萄酒的行家。熟悉她的人都会知道,当她需要作出一个果断决定时,她那撅起的嘴唇往往会消失在她布满皱纹的双手和脸颊之中——每当这个时候,她都会用她那双操劳的、有关节病的双手把重重的头撑住,那一瞬间,她忘却自己身在何处,只顾虔诚地向她的真主祷告。

这幅场景正好让我们感受到特蕾莎修女的一个重要品格:全心全意做“世界的冥想者”,这也是她一直要求她的修女们做的。她天性中的一大部分指引着她一切的行为以及她对世界上几乎每个角落的关注。正如大部分冰山隐藏在海水表面之下,这大部分天性也隐藏在内心深处:虔诚地追随上帝,上帝对世人的爱以及上帝对世界的影响。同时她也有着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个人秘密——自她去世后才渐渐为人熟知的“灵魂黑夜”,这是一种强烈炽热的感受耶稣基督临在的要求,可惜这个要求在她大半辈子都未能真正得到满足。这秘密犹如一股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神秘力量,不停撞击着她的心。

当我第一次去加尔各答(Calcutta)时,还对那里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我只想了解,特蕾莎修女怎样用她的灵性与虔诚来指引自己以及其他修女们的行动。于是我在祈祷室里找了一个便于观察她的角落坐下,只是想看看,她是怎样进行祈祷的。当她闭上双眼,用两只手蒙住脸极其肃穆地跪坐在地上,更确切地说是跪坐在一张垫子上时,她的样子看起来是那么宁静祥和,与世无争。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一个摄影师不安地在祈祷室门外不停走动。显然他想与特蕾莎修女交谈,但又不敢走到她身边去打扰她。突然,一位修女走到他面前,示意他可以轻轻地走到她的身边。于是他脱掉鞋子走进祈祷室,犹豫着要不要跪在特蕾莎修女的旁边。他现在是要打断她了,我很好奇,她会对此做何反应。

她肯定是听到与感觉到了什么,因为当他跪到她旁边的地上时,她往上看了看并向他微微一笑表示欢迎。此刻,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摄影师身上。他用只言片语表达了他的请求。她也对此作出了回应。然后他起身,离开了祈祷室。就在他还未走出祈祷室前,特蕾莎修女又一次完全沉浸在了她自己的祈祷世界中。

这小小场景让我受到大大触动,我看到特蕾莎修女对这位不速之客的意外来访并没有表示不满或者愠怒,恰恰相反,摄影师对她祷告的打断就好像是他给她捎来的一件礼物。后来我才明白,对特蕾莎修女来说,耶稣就藏在她所见到的人的身体内,我们甚至可以把她从祈祷中与耶稣的生动的谈话转向与来访者的谈话这一过程看作她从想象中的耶稣转向到了现实中的耶稣。

特蕾莎修女曾经说过许多优美真挚的话语,其中有一句关于自己的话是她在面向一群记者时说的。一位记者感叹:“特蕾莎修女,您所做过的事都似奇迹!”她的回答出乎意料:“您知道吗,其实我只是上帝手中的一支小小的铅笔,而这位上帝正准备写一封情书给全世界呢。”

特蕾莎修女认为,上帝支配我们,就像我们支配一支铅笔:比如我用一支笔把我的所言所思写在纸上,从而使我达到写作的目的,同样的,上帝支配人,是为了通过人类来表达他的所言所思。上帝的伟大与谦卑之处在于,他通过我们这群不完美的人来显现他的伟大。如果我们真正属于上帝并且愿意为他效劳,我们就必须允许他用我们为他宣告的方式来支配我们。

以上几段可以看作是我提前对本书内容做的一个总结。现在,请各位读者朋友们跟着我再一次从头开始。

YYY

当我还在念大学时,就已有幸认识特蕾莎修女。那时我还与在罗马(Roma)生活的斯洛伐克流亡主教帕沃尔·赫尼利察(Pavol Hnilica)是关系密切的同事。他曾创办救济组织“为了兄弟”(原文),用来资助当时东欧集团的地下教会。赫尼利察主教是在1964年由孟买(Mumbai)举办的国际圣体大会(原文)上认识特蕾莎修女的。在那次大会上,他也许也感受到了特蕾莎修女的人格魅力。所以接下来他才会不断劝说保罗六世(Paul VI)[1]邀请特蕾莎修女来罗马。最后,他的劝说成为了现实。此外,赫尼利察还协助特蕾莎修女完成了她首个位于罗马郊区托菲斯卡勒(Tor Fiscale)的修女分支机构的建成。

身为主教同事,特蕾莎修女来访期间,我陪伴在赫尼利察主教身边。主教去她在罗马的下榻处圣贵格利教堂(San Gregorio)拜访时,我也是如此。但每次我都不敢吱声。那时我认为,众多的访客们应该保持肃静,尤其是此时,因为特蕾莎修女正被无数拥在赫尼利察主教身边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打扰。

那时的罗马处处都是有趣的大人物,当然我也把特蕾莎修女算入其中一位。但就在这次我们拜访她的过程中,她的行为推翻了我的一切偏见。她对待主教和其他访客们的方式不是坐在一起,让大家听她侃侃而谈,而是选择了陪同所有人一起进入祈祷室,跪下,接着在圣体面前保持祈祷的姿势。我忽然明白,她想要展示给我们的不是她自己,更不是她的工作,而是圣体!

1982年,在我的神甫授职仪式结束后,特蕾莎修女来到了罗马。接下来几年,我又幸运地被选中陪伴她度过无数次旅行,这一切恩惠都要归功于赫尼利察主教不会说英语。赫尼利察主教和特蕾莎修女虽然可以通过前者说斯洛伐克语后者说塞尔维亚语的方式勉强交流,但当他们要谈论一个更加复杂的事情时,他们就不得不需要一个口译人员。因此我成了他们的人选。

记得我初次担任口译时,有一次我单独陪她出去,后来又单独陪她回来,那时我只不过是赫尼利察主教身边的一位新神父。在那次单独同她一起时,我曾问她,如果一位被刚授予神职的新神父内心十分渴望去俄罗斯传教,那他应该怎么办。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他应该做他的主教吩咐给他的事。”

我立即觉得自己被看穿了,为了替自己辩护,我继续问道:“要是他的主教什么也没吩咐,那么他又应该怎么做呢?”

特蕾莎修女思考片刻后,对我说:“那么他应该做他的教皇吩咐给他的事。”

没过多久,我就间接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apst Johannes Paul II)那里接到委托,陪同特蕾莎修女先去莫斯科,再到亚美尼亚(Armenia)[2]。圣座国务卿安其罗·索达诺(Angelo Sodano)命令我全权代表教皇参加此次陪同任务。

YYY

特蕾莎修女天生具有敏感与务实的品性,因为从我与她寥寥数次会面后,她就感觉到,我可以对她的事业以及计划提供许多支持与帮助。因此,就在我结束对她和我的主教的口译工作后,我就有了第一次与特蕾莎修女长时间独处的机会。我们没聊多久,她就已经知道,我有一辆汽车。她立即问我,那天下午可不可以把她的三位修女送到机场去。于是,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三点,我准时出现在了修女们位于罗马圣贵格利教堂住处前的停车场。当然,特蕾莎修女已经在那里等候并亲自将她的三位修女“托付”给了我。每一位修女手中都抱有一个打开的盒子。在我领她们去汽车后备厢时我看到了盒子里的东西:一床卷好的睡垫,两件叠在一起的莎丽服(原文)[3],一本圣经,一本祈祷书,和一些小小的私人物件。

“我们现在去郊外踏青吗?”我有点挑衅地问这几位修女,同时用手指了指她们轻便的行李。

“不,去机场,”她们答道。

“究竟是去哪儿呢?”我想知道。

“去阿根廷,”一位修女微笑着对我说。,我认为她最多不过一个中学生的年纪。

“去多久呢?一周还是两周?”

“哦,不是的,至少要呆五到十年!”

由于我一直对她们简陋的行李怀有好奇,所以我继续打听,她们是从什么时候得知她们这次迁居的。

“今天上午。就在我们进行完对上帝的宣誓仪式后,特蕾莎修女交代给了我们这次传道的任务!我们运气真不错!”

我只能暗暗地将我这个神父的服从态度与这几位修女的相比——直到今天,这个结果都让我深思。

从她们身上我不仅了解了,修会人员对待服从的态度远远超过神父,她们这种对上级委托任务的使命感也深深影响着我的思想。特蕾莎修女清楚知道,应在什么人面前树立什么威望:她不阿谀奉承,但是她完全服从。她绝对不会为了在上级那里留个好印象,而巴结任何一位主教或枢机主教。她也始终懂得区分一位主教职权范围内和范围外的事。

有一次,特蕾莎修女参加主教宗教会议时,她遇到了一位枢机主教弗兰茨·科尼格(原文),主教问她,与众多主教呆在一起的感觉如何,她回答:“您知道吗,枢机主教先生,虽然这里说的和做的报告我不能完全听懂,但我想,有时可能为主教们祈祷,比起听懂他们的话更加重要。”

由我送到机场的那几位年轻的修女上午才接到任务获知她们下午的行程,但是她们的反应是高兴的服从。后来我也亲身体验过这种经历,原来这种方式的派遣在博爱的传教女士们那里也是拥有一套制度的。修女们首先要在一座教堂里向上帝立下誓言,接着她们将她们的书面誓言交到特蕾莎修女的手中,最后是派遣行动,它把对上帝的宣誓以感人的方式呈现出来:贫穷,贞洁,服从,以及“全心全意无偿为饱受贫困之苦的穷人服务”。在进行完礼拜仪式之后,这批有着新的派遣任务的修女就进入到法衣室。在这里,特蕾莎修女在她的委托书上签名,并亲自把它们交到每一位修女的手中。在这张纸上写着:“亲爱的……修女,我派遣你去……”同时,特蕾莎修女在空白处亲自写上每一位修女的名字和相应的国家的名字。在这张纸的下面,她写道:“上帝保佑你。特蕾莎修女。”

当我把这三位修女送往罗马机场时,我还不知道这些制度。但那时我已经感受到特蕾莎修女的灵魂以及事业了。回去时,我本想告诉特蕾莎修女,她的修女们已经平安起飞了。一进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茶和一些饼干。然后她亲自来了。我原以为她要感谢我,但没想到迎接我的是下一次任务:“神父,明天您可以送我去梵蒂冈吗?”

第十四章

险恶的国度

特蕾莎修女知道:世上不仅有对面包的渴求,还有对尊严以及被爱的渴求,而对后两者的渴求更大。她常说:“我们不仅需要水,还需要上帝的言语。”不论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所谓的东欧集团国,抑或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这种渴求。这种渴求是无法满足的,不管你是坚持自由的市场,还是信奉马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

那时,有一块区域根本没有宗教团体尤其是天主教团体。这块区域从中欧的“铁幕”开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包括由莫斯科统治的东欧集团。在那一块区域,几乎每一种信仰都会遭到严重镇压。

斯洛伐克流亡主教帕沃尔·赫尼利察是我在罗马工作时的上级,他一再请求特蕾莎修女把她的修女送到俄罗斯去。他多次对特蕾莎修女谈到他与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的经验。1984年,为了说服特蕾莎修女派她的修女去苏联,他曾经去过印度。一开始她很犹豫,因为她不想她的修女们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中。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同意她派她的修女们去苏联冒险,同时他答应帮修女们祈福。

“您去那儿吧,那个我不曾去过的地方!”教皇说。这是一句多么清晰的命令啊!

1984年,我有一次从加尔各答出发途经莫斯科到罗马去,特蕾莎修女给了我一塑料袋的显灵圣牌,她请求我把这些圣牌“播撒”在莫斯科的土地上。特蕾莎修女和她的修女想要通过这种包围天庭的方式让圣母玛利亚显灵,好把她的修女召唤到莫斯科并同意她们在苏联建一幢修会的房子。

播撒显灵圣牌这件事特蕾莎修女已在不同场合出于不同原因做过许多次。我相信,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祈祷和信仰的行为。只有当圣牌接触到地面,祈祷才会真正开始,之后只要人们满怀信仰,那么他期待的事就会发生。

这一次,特蕾莎修女对圣母玛利亚的请求是有点棘手的。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天主教修会团体进入过社会主义苏联的地盘。特蕾莎修女让我带了整整一口袋的显灵圣牌去莫斯科,我看了看,数量至少有好几百块。

那时,一张苏联签证可以允许你在莫斯科逗留8天。赫尼利察主教和我决定,充分利用这八天的时间参观完莫斯科并完成特蕾莎修女对我们的委托。当然这就意味着,我们此次之行必须解决一些难题。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当时对我们这次冒险行为的乐观评价:“在莫斯科8天相当于在西伯利亚20年。”

不过,我们的行程可谓一波三折。首先,我们最后一次陪特蕾莎修女去了修会在印度南方的分支,由于在路上耽误了时间,当我们回到加尔各答的时候已经比预计的晚了好几天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去莫斯科的行程推迟了一个星期。但是,俄罗斯航空公司在加尔各答的旅行社却拒绝给我们签发机票,因为我们在计划的时间内没有新的签证。更麻烦的是,苏联在加尔各答的领事馆也以我们没有新的机票为由拒绝给我们签发新的签证。我两边跑了许多次,把口水都说干了,他们还是强硬的拒绝了我。我近乎绝望,没有任何办法。

突然,我脑海里闪出一个点子,为什么我不从特蕾莎修女托我带到莫斯科去的那一大袋显灵圣牌中拿出几块给加尔各答俄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去试一试他们呢?事实证明,我成功了,因为第一个小奇迹发生了。我给了这位俄航旅行社的年轻女士一块圣牌,然后说:“我刚才又去领事馆试了一次,问他们是否愿意改签我的签证,但真的没有一点希望。”

说完,我转身就走。当我走到门口时,她忽然叫住了我:“请您等等,我马上为您的机票贴上一张日期改变的标签。本来我不允许这样做的,但是您现在可以带着这张机票去领事馆。您在那儿拿到改签的签证以后,再把这张标签撕了到我这儿来,我会给您一张新的机票。”

就这样,我们推迟的旅程最终取得了成功。

在此期间,我们听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准备按照法蒂玛圣母的旨意在1984年3月25日天使报喜节(Lady Day)[4]这天赐予全世界神圣的心,当然包括俄罗斯。教皇请求每一位主教,在他们各自的管区完成这项任务。但是,谁又愿意在苏联这个地方完成这项任务呢?要知道并没有一位天主教的主教驻守在此,更别提以特殊的方式替圣母净化这里的心了。

当我们乘坐俄航的飞机经过曼谷(Bangkok)到达当时的苏联首都莫斯科时已是午夜时分。赫尼利察主教和我不用再转乘飞机,而是要在这里充分利用逗留的时间完成任务。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苏联那相当严苛并冷酷的安检通道。我们的行李被从里到外翻了个遍,那些工作人员发现我们的行李里不仅有主教那可疑的十字架挂饰,还有几枚梵蒂冈的硬币,以及我那一大口袋显灵圣牌。当时苏联有严格规定,不准带宗教物品去苏联,所以我们此行还面临着被捕的危险。赫尼利察流亡主教心里也清楚,此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行不会没有任何风险。

不过,这一次显灵圣牌再次发挥它的功力拯救了我们。赫尼利察主教问一位在场的安检人员他是否喜欢这块圣牌,还问他是否想要这样的圣牌。这位安检人员立即看向那个装有圣牌的口袋,点点头接过了一块主教亲自递给他的圣牌。就这样,我们安全度过了安检口。

第二天,这块神奇的牌子再次显灵,或者说是圣母显灵了。第二天是3月24日,正好是天使报喜节的前一天,我刚才说了,在天使报喜节这一天,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要把玛利亚圣洁的心赐予全世界。这一天因为这儿大使馆工作人员的邀请,我们“意外地”同一群外交官一起进入克里姆林宫(Kremlin)[5],去参观克里姆林宫里的教堂。门口的警卫看到主教胸前挂着一个包,便不准他带进去。而这时,他又瞥见了一块显灵圣牌。我们的主教看见后,把这块圣牌送给他,他立即就允许主教把包带进去。就这样,我们顺利进入克里姆林宫,并参观了美妙绝伦的天使长米迦勒大教堂(Erzengel-Michael-Kirche)和天使报喜大教堂(die Kirche Mariä Verkündigung)。主教包里的东西非常重要,因为它将帮助我们完成接下来的计划。我们将在苏联政府克林姆林宫中心区域的天使报喜大教堂做弥撒,把天使报喜的秘密带到这个地方。

在天使报喜大教堂教祖的皇位(Thron des Patriarchen)旁我们开始做弥撒,并没有引起多少游客的注意。多亏那幅巨大的共产党报《真理报》(Пра́вда)挡住了我们,否则我们将会被很多游客看到。我们就躲在这巨幅政府宣传海报的后面,把早已印好的许多份写有弥撒内容和为世界祈祷的纸藏在我们旁边圣洁的玛利亚塑像的后面。

当我们顺利完成赐予仪式后,我想起特蕾莎修女交待给我的任务,把显灵圣牌“播撒”在莫斯科的土地上。在天使报喜大教堂里面放着许多沙皇的石棺,有一些由于年代久远已脱离了墙体,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应该把圣牌放在石棺与墙体的缝隙中,这样就可以保证圣牌上百年不受打扰,继而发挥它的神效。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把一块圣牌扔到了一副棺材与墙体的缝隙中。

不好的是,教堂中的人声在这一刻突然安静了,圣牌触碰地面的“砰砰”声显得非常清楚。五个警卫立即冲上前来,搜寻这不寻常的声音是来自哪里。我必须马上装成若无其事的游客,虽然我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越跳越快。经过长达五分钟的检查之后,他们一无所获地离开了教堂。有可能这块圣牌会一直在克林姆林宫内天使报喜大教堂后面的缝隙内呆着,我想,即使是一百年之后也没人会发现它。

这块显灵圣牌寄托了特蕾莎修女的祈祷和信仰,后来它结出了美丽的果实:到今天为止,在当时苏联的地盘上,已有超过20处仁爱传教会的分支。

第二天,赫尼利察主教和我准备回罗马。我们准备离开旅馆的时候,旅馆还没开门,我于是走到旅馆接待处一个还在睡觉的妇女面前,叫醒她,向她表达了我们的歉意,并告诉她我们的名字。但我们却得到粗暴的对待,她说:“不行。”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们的名字,她还是说:“不行。”当主教听到有人用俄语对他说了两遍“不行”时,他只说了句:“我们是圣母玛利亚的客人。”没想到那位妇女就让我们离开了那间旅馆。

有些事就是那么偶然地发生了。由于俄罗斯与罗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当我们到达罗马时,才早上十点。我们想,教皇“官方的”圣母神圣的心赐予仪式的大弥撒活动还没有结束,现在我们赶去圣彼得广场可能还来得及。即使我对罗马的交通状况万般担心,担心我们不能及时地从罗马机场赶到梵蒂冈,但我们还是要试一试。一个瑞士卫队成员带领赫尼利察主教和我穿过空荡荡的大会堂,再走过一道大门,来到了阳光普照的圣彼得广场,广场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显得格外光彩夺目。看来我们赶上了时候,因为话筒里面正传来教皇的赐予祷告:“哦,伟大而神圣的圣母啊,我们要逃进你的保护和屏障下……”

在赐予仪式结束之后,赫尼利察主教向教皇报告了我们在克里姆林宫里秘密进行的赐予祷告,并送给他一个我们在莫斯科的市场上买的苹果,还有我们剩下的显灵圣牌中的一块。教皇被我们叙述的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这些事证明,圣母认为赐予仪式以及她在法蒂玛的显现是正确的。

YYY

一年以后,也就是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在莫斯科执政后,特蕾莎修女身边出现了一件又一件奇迹。20世纪80年代要想在苏联建立一个由四个修女组成的修会团体,是完全不可能的,特蕾莎修女认为这是“上帝的事业”!要是我们做到了,这就是奇迹。

本来按照法律的规定,特别是政治的教条,想在苏联建立一个天主教会团体是非常困难的。苏联法律严格规定,禁止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土地上成立任何慈善组织。他们认为,如果这个国家以及他的执政党共产党可以满足人民的所有需求的话,那么还要这些慈善组织来干嘛?

在“工人们的天堂”苏联根本不存在穷人,这只是共产主义的教条思想。

当时,有一个党内高官在拒绝特蕾莎修女把她的修女送给莫斯科这个想法的时候说:“我们这儿没有穷人,那您的修女在我们这儿还有什么用呢?我国可与西方国家不一样,我们可以提供给我国人民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特蕾莎修女平静且客观地反驳:“她们可以给那些没有亲戚朋友的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这一点国家可做不到。”

后来,1988年,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原因,苏联修改了他们不准建立慈善机构的规定。所以,才会有特蕾莎修女的第一批修女去到苏联。特蕾莎修女坚信这是“上帝的事业”。不过,从修女们到那儿直到对那儿的穷人展开“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

1987年7月,由美国姐妹花导演安·皮特里(Ann Petrie)和珍妮特·皮特里(Jeanette Petrie)合拍的纪实电影《特蕾莎修女》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Moskauer Filmfestspiele)上播出,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并获得“苏联和平委员会奖(den Preis des Sowjetischen Friedenskomitees)”。那时苏联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特蕾莎修女,他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几乎走遍全世界,做了如此多伟大善事的矮个子妇女从未来过苏联呢。原因很简单:苏联当局不允许她来。

这部获奖电影也打动了许多共产党的高官,他们打算也授予特蕾莎修女“苏联和平委员会奖”,当时的委员会主席叫做金瑞克·博罗维克(Genrikh Borovik)。他们想利用这次授予她奖项的名义正式邀请她来苏联。而特蕾莎修女也欣然接受邀请。相关的签证以及旅行档案那些材料也在短时间内被办好。现在,只等特蕾莎修女本人亲自“挺进”这个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了。

女导演珍妮特·皮特里是特蕾莎修女的亲密合作伙伴,也是此次苏联之行的组织者。在他们临上飞机之前,特蕾莎修女突然对导演说她还要带一个人一起去莫斯科,这让珍妮特感到十分意外。她非常了解特蕾莎修女的执着,就提醒说:“修女,我们可没有多的签证提供给任何人!”

“这个人可不需要任何签证的呀,”特蕾莎修女微微一笑,然后拿出一个约70厘米长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放到导演面前。“她渴望我带她一起去苏联,”特蕾莎修女解释道,“我们有一个约定,每当她成功帮助我进入到一个困难的国家,我也要把她一起带去那里。每次我都兑现了我的诺言。”

于是,1987年8月19日,特蕾莎修女手持这座雕像第一次到达她一生中从未来过的莫斯科,并在这儿的一个有很多记者的庆祝仪式上亲手接过了属于她的这座“苏联和平委员会奖”。她知道有一些共产党官员的意图,他们想利用她做他们的政治工具。但她心里十分清楚,她是从来不会卷入任何一种政治交易的。

在这儿也是,她用一份致谢词表达了她的深切愿望。“金银我都没有,”她这是引用使徒彼得(petros)在一扇漂亮的小门边对一个瘸腿乞丐说的话(《使徒行传》3,6),“所以,我带给苏联人民的礼物是我的修女。”正是这句话开启了她在苏联发展修会团体的大门。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敢想象在苏联境内可以创办修会团体。通过圣礼以及教会团体充满爱的服务,特蕾莎修女把耶稣带到了这个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带到了这里的穷人身边。自1917年列宁政府迫害基督徒开始,这个帝国就一直反对宗教信仰,所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完全有理由称这里为“险恶的国度”,而特蕾莎修女的成功在宗教历史上的确是一个奇迹。

YYY

当“被赠送的”修女终于拿到她们去莫斯科的签证,已是一年多以后。1988年12月15日,我陪特蕾莎修女,选定的修会接班人马拉(Mala),皮特里女士,以及四位修会修女一起去罗马机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莫斯科。莫斯科只有唯一一位天主教教士,他叫诺曼(Norman)。同时,他也是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所以,特蕾莎修女想带一名自己身边的教士去和修女们一起工作。我在罗马的主教也说了,只要特蕾莎修女需要我,我就义不容辞地服从她的命令。为安全起见,我早就申请了一张去苏联的签证,但没想到当我真正使用它已是新的一年。

在我被特蕾莎修女选中以前,她曾拜访过教皇的圣座国务卿安其罗·索达诺枢机主教。为安全起见,枢机主教把他的权利交给我,让我在苏联可以用到这些权力。也就是说,我有权利,允许在苏联进行洗礼和坚信礼仪式,以及在没有教士的情况下“宣布”天主教婚姻的有效性。当时我估计,圣诞节后我就要陪特蕾莎修女去莫斯科,所以我早就把我的签证放在了我的包里。

圣诞节前的第四天,当我正准备从罗马出发经过维也纳前往我住在慕尼黑的兄弟姐妹家与他们共度平安夜时,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传真:“亲爱的里奥神父,请你立即带上你的所有东西过来,上帝保佑你,仁爱传教会特蕾莎修女。”我在慕尼黑的兄弟姐妹非常担心我的安全。我向他们保,证平安夜那天我一定会平安到达慕尼黑,但他们还是表示怀疑。事实证明他们的怀疑是对的,因为我在莫斯科一呆就是七个月。

那天晚上,我是同另外两个修女一起登上去俄罗斯的飞机的。当我们到达莫斯科机场时,是特蕾莎修女亲自来接的我们。她看起来很激动,然后用想象的话热情地问候我们:“我祈求圣母玛利亚,因为我们保守玫瑰经的秘密而赠给我们一套苏联的房子(那时一共有15个秘密,而今天已经增加到20个)。”第一批到达的修女和我都遇到了签证的困难,因为我们都经过了一年才拿到签证。怀着对苏联不好的印象,我对特蕾莎修女尴尬地笑了笑。此刻,我心里的想法有一点失礼:“我的天哪,她已经慢慢变老,所以开始幻想。”

在十年以后的1997年8月25日这天,我在莫斯科结束了为期一周的祈祷练习,我的对象是当时已经没落的苏联的所有修会的修女的上级。那一天,刚好是特蕾莎修女去世前的两个星期。在我们合影留念的一张照片中,特蕾莎修女显示出无法描述的非同寻常的想象力。这张照片上有15位分修会的院长和他们的助手。直到今天,每一个分修会取的都是一个玫瑰经秘密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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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呆在苏联的早些时候,我尝尽了无助的滋味。特别是在登记住宾馆或者被检查户口时,那些万能的警察和高管的态度更是让人受不了。他们最爱说:“给我安静点!只有当我问你时你才可以说话!”快乐的修女在面对这种盛气凌人的叱责时感到深深的震惊。

毕竟我们还是一群享有特权的外国人啊。渐渐地我的心中充斥着憋闷甚至是害怕的情绪。我觉得我快要撑不住了,我打心眼里想逃离这个地方。但要,想从这个自称是工人天堂的苏联逃出去又谈何容易,到处都是威严的警卫,我感觉我像困在一个巨大而又密不透风的牢笼里。

这种状态也有好的一面:这时祈祷“哦,伟大而神圣的圣母啊,我们要逃进你的保护和屏障下……”忽然变得非常神圣而且崇高。在这段时间里,第三世纪的一张埃及纸莎草上的最古老的对圣母玛利亚的祈祷文在我的心中燃起了一股强烈的对上帝的信仰:天使和圣徒是我们永远的陪伴者,也是我们唯一的守护神。

起初修女们住在莫斯科的一间养老院的三个房间里。有一次,我们去市中心,沿途经过一幢幢丑陋又冷清的房子,经过一个个衣着灰暗的人,那些人脸上全是严肃和忧愁的表情,折射出他们灵魂的贫穷与迷茫的痛苦。就连克里姆林宫和它旁边的卢比安卡监狱(das Lubljanka-Gefängnis)也让我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这座监狱有一个七层深的地下室,有无数教徒和反对政权者在这里被施以酷刑或遭到无情地杀害。

接着我们来到了莫斯科这座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唯一一座天主教教堂——圣路易教堂。圣路易教堂被两幢高大的房子挤在中间,那儿是臭名昭著的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KGB)的办公地点。有人悄悄地说他们知道苏联情报机构的秘密,就是克格勃也有一个很深的地下监狱,只不过他们把它隐藏在教堂下面。

教堂的牧区很小,只有几个老人在那儿守着。看得出来他们对访客怀有极大的恐惧与不信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克格勃情报机构来到圣路易教堂没收他们的洗礼书,以书里的内容对政府不敬为借口抓走了一批又一批教徒并枪毙了他们,这件事至今还在这些老人心中印有深深的伤疤。那位年迈的,几乎看不见东西的老教士只是每一年每一天重复着一样的礼拜仪式:安魂弥撒。

对于这残酷的现实,特蕾莎修女有着自己简单独到的解释:“他眼睛看不见了,对死者哀悼的安魂弥撒有可能是他唯一记得清楚的弥撒词。”

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修会分院一样,特蕾莎修女在俄罗斯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利用位于布尔什维克(Bolshevik)养老院第六层的三间房中的一间来作安放圣体的祈祷室。“我口渴”,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在特蕾莎修女的任何一间祈祷室里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画像的右臂下面,我们都可以读到这句话。这句话也解释了为什么特蕾莎修女要把她的修女带到这个无神论的中心地带:上帝“口渴”,这是他对爱人和被爱的渴望,他的这种爱的渴望是不受政治、文化或国家的限制的。

转眼圣诞节到了。午夜,在这间位于思想极其贫穷的城市中心的布尔什维克养老院里,穷困无助的人将同特蕾莎修女一起做了弥撒。不仅是养老院祈祷室那第六层的高度让我们如此接近天空,这也是经过官方批准的自1917年10月革命之后第一次在苏联帝国的中心由一小部分天主教修会修女为耶稣庆生。一小粒种子,终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在护士、医生和病人间,迅速传开了特蕾莎修女那天晚上要在养老院做弥撒为耶稣庆生的消息。于是,到晚上的时候,那些人纷纷自觉并安静地走进祈祷室:这是养老院祈祷室自成立以来迎来的第一批客人。那天晚上,祈祷室里门庭若市,挤满了人。

第十五章

苏联的圣诞节

苏联一直是一片“不幸的海洋”。更糟的是,在1988年12月的第二个星期,亚美尼亚发生大地震,许多高层建筑在地震中像纸房子一样瞬间倒塌。受灾最严重的两个地区是斯皮塔克镇(Spitak)和列宁纳坎市(Leninakan,现名久姆里[Gjumri])。超过30000民众在这次大地震中丧生,其中包括上千名儿童。

那时,特蕾莎修女在莫斯科的房子还没有竣工。她接到亚美尼亚和平委员会一位女官员的请求,请求她带四位修女和一位教士去亚美尼亚首府埃里温,她十分爽快地答应了。那位官员请求特蕾莎修女和她的陪同者们在亚美尼亚的一个儿童收容所对受灾居民施以“温柔的爱与服务”,并在这个困难时期给受灾儿童以及死难者家属带去安慰与希望。这间收容所是几年前为120个孩子修建的,现在里面已经收容了600多名儿童,大部分都是地震遗孤。

我们此次亚美尼亚之行走得非常急,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做什么准备。在特蕾莎修女的人生中没有“等待”两个字,这次也是。圣诞节是耶稣降生的日子,这一天对于特蕾莎修女来说也是最合适的一天,带着四名修女和一名教士赶去亚美尼亚帮助那里的灾民。圣诞节那天下午,我们就从莫斯科出发坐飞机去了埃里温。圣诞节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我们在心里对此行的匆忙都表示惊讶,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行程,至少我们在去谢列篾契娃机场(Flughafen Scheremetjewo)的路上是一帆风顺的。

不仅是莫斯科,我们的目的地埃里温也下起了大雪,我们不得不在机场等待好几个小时。由于特蕾莎修女一直是和平委员会的贵宾,所以我们有幸同她一起享受“贵宾”的待遇,在为党内或克格勃高官准备的休息室里等待。平时,政府领导或者大公司的老板在这里等待时,这儿的工作人员要不因为有重量级的有权势的贵宾在这里,要不因为内心畏惧而不敢说话。今天,那几个活跃的,激动的,皮肤是深咖啡色的,穿着蓝白相间的莎丽服的年轻印度修女的愉悦交谈,让这里与平时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不仅是气氛形成鲜明对比,就连印度的莎丽服和莫斯科的雪景,零下几度刺骨的寒风和特蕾莎修女那双由于没有穿袜子而在皮凉鞋里冻得瑟瑟发抖的脚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主义的无上权力和天主教的极度贫穷形成的这种强烈对比又象征着什么呢?甚至这间克格勃的贵宾休息室也在经历着转变,不过可没人希望它变成一间到处摆放着浮华又难看的塑料家具和令人难以想象的脏的化纤地毯的水泥房间。

如果非要特蕾莎修女等待的话,她会一直祈祷,念经,与她的修女们聊天以及互相开玩笑。在圣诞节这一天,贵宾室的客人同特蕾莎修女友好地打招呼,而每一个对特蕾莎修女腼腆微笑的人全都得到了特蕾莎修女的一块显灵圣牌。她和她的修女总是把人们的好奇与疑问的眼神看作是欢迎、微笑以及友好。所以,不一会儿的时间,所有客人都拥有这块上面刻有“Bogorodiza”(圣母玛利亚)的显灵圣牌了。Bogorodiza这个俄语词特蕾莎修女已经熟稔于心。有的客人把圣牌挂在他们脖子上的链子或绳子上,有的客人把圣牌放进钱包里。每一个会说英语的客人都按特蕾莎修女教他们的对着他们的显灵圣牌祈祷:“玛利亚,您是耶稣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爱的动作,却带给人极大的快乐与感动。同样令人感动的是,当特蕾莎修女发完显灵圣牌之后,所有的修女把贵宾室的扶手椅推在一起,考虑到贵宾室里有这么多客人,她们只是轻轻地吟诵她们的午间祈祷。客人们看到这一幕,全都安静了下来,所以在这个圣诞节的晚上,贵宾室的气氛就像大教堂里的气氛一样庄严肃穆。我唯一担心的是,机场门口的保安会冲进来阻止我们虔诚的举动,然后恢复它那无神论的“正常秩序”。

好在什么都没有发生:当我们念完对圣母玛利亚最后一句祝福语时,机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的莫斯科黑面包和软奶酪,最令人惊讶的是,食品盒里还有一个巧克力做的复活节彩蛋,太让人惊喜了。这绝对是我第一次在圣诞节收到复活节彩蛋!

所有的客人都在吃着面包和复活节彩蛋,只有少数几个胆子比较大的人喝了从修女包里面拿出来的冒着泡泡的黄绿色的饮料。在客人愉快地用完差不多半个小时的餐以后,修女们把吃剩的东西打包好,又把装饮料的塑料杯洗干净。现在是一小会儿的饭后休息时间。特雷莎修女坐在一幅大型油画下面的一张仿巴洛克(Baroque)风格的扶手椅上,手里拿着一张日报,开始阅读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6],这种字母她小时候在斯科普里的塞尔维亚语学校学过。读着读着她就睡着了。报纸也随着她打盹而合上了。眼前这幅场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88年的圣诞节,在苏联帝国的心脏莫斯科,特雷莎修女坐在一幅巨大的列宁画像下面的巴洛克扶手椅上,手里拿着一张苏联共产党党报《真理报》。她睡得如此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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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外面的雪积得很高,几个小时之后都没有融化。直到晚上才有飞机陆续从莫斯科起飞。当几架飞机从我们身旁飞走后,我们的飞机也终于起飞了,此时已是深夜。不过,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不敢确定,我们是否可以平安降落在这次亚美尼亚大地震中受到损毁的埃里温机场。要知道在可怕的大地震之后,民用飞机可是要让位于可以为受灾群众提供生活必需品和救援军队的救援飞机和军用飞机的啊。不过在我们进行完特雷莎修女最爱的“快速的连续祷告”之后,还是降落在了这个暴风雪的中心地带。飞行员滑行的轨道就像是游艺场上的8字形回旋滑道一样。我们的飞机在这个轨道上摇摇晃晃,不停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让人十分害怕。

有那么一刻我在想,要是我能死在特雷莎修女旁边也算死而无憾了。但随之而来的另一种感觉立刻战胜了我对死亡的恐惧,每当我与特雷莎修女一起遭遇险境时,她都会带给我这种感觉:只要她在我旁边,我都不会非常害怕或非常慌乱。因为每当这个时候,只要她在我们旁边,她都会用她那双坚实有力的手紧紧握住我们的手,像是在保护我们。

当我们平安降落在埃里温机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险境正等着我们。我们走出机场大厅的时候,已过了午夜,我们身后机场的灯光渐渐熄灭,机场大门也关闭了。看来我们的到来并没有受到欢迎。毕竟没有一个人来机场接我们。

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这个下着大雪的圣诞节寒冬孤苦无依的站在漆黑的大街上。埃里温市中心离这儿还有好几千米的距离。此刻不是“快速的连续祈祷”,而是玫瑰经拯救了我们,特雷莎修女领着我们一起吟诵玫瑰经:“哦,圣母啊,您在伯利恒(Bethlehem)[7]诞下了耶稣。”当玫瑰经的第十句“圣母玛利亚,您现在被吟诵。”还没有念完时,特雷莎修女突然大声念出“看,耶稣是多么伟大!”这一句,她想让我们注意到,上帝又一次帮助了她和我们:这一次上帝化身成一辆大的警车,老远就可以感受到警车在下着大雪的一片漆黑中发出的一点光亮。

从这辆车的大小我猜那是一辆运送军队或犯人的警车。现在,要是这辆车可以把这群在午夜堆积着深雪的大街上游荡的穿着异域的莎丽服和皮凉鞋的修女和修士送到一个禁闭的地方去,我也毫无怨言。不过这辆车像是受了特雷莎修女的委托一样,把我们送去了我们的目的地——埃里温的儿童收容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里就是修女们和我的新家。

显然送我们去的警察提前通知了儿童收容所的负责人,虽然外面风雨交加,但是当我们走进这间儿童收容所的大门时,那儿早已有一个代表团在等候。这个由儿童收容所女所长,医生们,一些妇女(她们看起来像是女所长的朋友)以及安保人员(我立即把他们归入了克格勃那一帮派)组成的代表团努力让我们觉得他们已为我们的到来准备好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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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还不清楚所长会让我们住哪儿,但是特雷莎修女绝对会愉快并坚定地接受她的分配。显然我们是住不上房间的,因为我在前面已提到过,这间儿童收容所最开始只是为了120个儿童修建的。而现在这儿已经收容了至少600名在地震中受重伤的儿童。他们全都躺在过道或者楼梯间。

所长给特雷莎修女带过来的四名修女安排了两个房间。特雷莎修女毫不犹豫地把其中的一间房用来作祈祷室: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十字架和一个小型的可携带的神龛。过了一会儿,写着“我口渴”的十字架就被钉在了墙上,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张桌子作祭坛,并在地上铺上一张垫子。在迅速搞定一切之后,我们就在这间简易祈祷室里开始进行我们的感恩祈祷和夜间祈祷。

而我的房间在这层楼的另外一边,那是一个有着一小扇天窗的七平米的贮藏室。当我看了这个房间后,我感到很惊讶,因为那简直就是一个黑洞,不过特雷莎修女已检查过这里,她很坚定地对我说:“神父,你现在是一个真正的传教士!”她的语气里面带着一种满意的胜利,让人无法忽视。

然后她从她那缝满补丁的“像丰饶角(Cornucopia)[8]一样的包包”里拿出一小袋干李子,给了我其中一棵,然后对我说:“晚安!”我就手拿这颗李子独自呆在了这间只有一张床的房间,这张床其实并不算是一张床,因为它只是一个上面铺有两床草荐床褥的木头架子。

在这样的房里我要怎么过啊?本来我除了自己身上的这件衣服外什么也没带。我的行李早在我从罗马去莫斯科的时候就丢了,然后再也没找到。于是我只好自我安慰,我在这里只会住一晚上。

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在亚美尼亚的冒险。在这个特殊的圣诞节夜晚我在遥远的埃里温吃光了我在这里的第一顿丰盛的晚餐:也就是特雷莎修女给我的那个李子。本来我心里想着要把李子核吐出来,但我立即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因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浪费!李子核可以用来做点什么呢?我没想多久,因为我什么也没有,它就成了我接下来两个星期的牙刷。

经过一天的折腾,我已筋疲力尽,我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的弥撒。如果我那天知道,这间“有着一小扇天窗的贮藏室”不是解决我一晚上睡眠的地方,而是我接下来六个月在这里的住处的话,我那天晚上不可能睡得那么好。



1、保罗六世(18971978),1963年6月21日1978年8月6日担任罗马教皇。

2亚美尼亚,全称亚美尼亚共和国,是苏联瓦解之后独立而出的许多共和国之一,首都为埃里温(Yerevan)。

3、莎丽服,印度的传统民族服装,是妇女披在内衣外的一种丝绸长袍,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36、天使报喜节,基督教教会节日,庆祝天主决意选择玛利亚做他圣子的母亲,实践他救世的计划。

37、克里姆林宫,前苏联政府所在地,也代指苏联政府。

38、西里尔字母,源于脱胎自希腊字母的格拉哥里字母(Glagolitic),普遍认为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圣西里尔(827-869)在9世纪为了在斯拉夫民族传播东正教方便所创立的,目前使用西里尔字母的文字不少是斯拉夫民族的语言,包括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保加利亚语等。

39、伯利恒,巴勒斯坦中部城市,传为耶稣降生地,是基督教圣地。

40、丰饶角,是感恩节最显著的象征之一,人们通常会在用柳枝编成的羊角型篮子里装满鲜花和果物庆祝丰收和富饶,所以称之为丰饶角,象征和平,仁慈和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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